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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支教时

2017-09-13 10:19:41 来源:新浪教育

  焦琳今年25岁,研究生二年级。微黑的皮肤透着一点点红晕,有些干燥。她不久前刚完成在拉萨的支教回到北京,而这次为期半年的支教其实已经是她第二次参加较长时间的支教活动了。焦琳第一次支教是从2015年8月开始的。她从首师大录音艺术专业毕业后,来到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第八中学教音乐。她参加支教就是为了去音乐教育落后的地方教音乐,让更多学生感受到音乐能带给人的快乐。让焦琳印象最深的是她应校长的要求给学生们开钢琴课,班上只有一台钢琴,但第一堂课来了一百多人,后来经过协调班上还剩下20多人。学生只能使用电子琴练习,就这样还是四五个人一台。焦琳有个学生,先天条件并不好,但十分想学琴,有时会在课后请求焦琳给她打开教室,让她能多练习一会。后来焦琳被这名学生的执着感动,也给她发过其他乐谱,“最近,这个学生已经能完整弹奏《天空之城》了。”焦琳不无骄傲地说。

  2016年8月,焦琳离开芒市的时候,这个学生送给焦琳半副十字绣,哭着对她说:“老师,我对不起您!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十字绣的时候觉得上面的女孩像您。我以为在您走之前我能绣完,但是我手太笨了……”焦琳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言语中透着伤感,仿佛又经历了一次离别。

  后来焦琳回到了北京,开始攻读视唱练耳硕士,却始终忘不了支教时被需要的感觉,于是背起行囊再次出发,参加了赴拉萨支教的项目。她一到支教地就遇到了困难:出发之前,同行的几人都轮番感冒,出发日期只能一再拖延。最后实在不能再推迟了,焦琳带着感冒的“尾巴”出发。进藏第二天,焦琳的感冒再一次严重起来,她拖着沉重的身躯向位于四楼的教室爬去,走到二楼她休息了十分钟,然后再爬到了四楼。在推开教室门的一瞬间,焦琳的脑子一片空白,可是当她站在讲台上打开书的一瞬间,她就忘了自己的难受。

  焦琳在西藏淘了很多东西回来,有鞋子、皮包,还有一些记载着藏地音乐的小册子。现在,她正积极寻找将西藏民族音乐与视唱练耳教学结合的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她的导师一起改变许多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视唱练耳就是唱歌的观念”。在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焦琳在云南教过的学生通过微信给她发来了视频邀请。视频通话很短,学生只是向焦琳打个招呼,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焦琳说学生们经常会在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如泼水节等)的时候通过视频给她直播,表达他们的想念。

  赵苹

  支教后一直坚守在小学讲台上

  赵苹是第一代“八零后”,现在已经是东城区的“区骨干教师”了。她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现在在北京史家小学工作,是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采访赵苹时,她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平底凉鞋,显得利落干练。

  赵苹从小就想当一名老师,所以她在初中毕业之后就选择了上师范中专,又在高考的时候考上了首师大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的时候参加了西部计划,于2003年大学毕业后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梁小学(现已改名为栋梁小学)支教。赵苹接手了三年级两个班中的一个,初登讲台的她十分认真,尽心尽力地辅导学生。用当年在北京刚刚流行起来的“合作学习”法将班上的学生两两分组,“良莠”结合,互帮互助,最终“盯”着全班学生提高了成绩,在全盟统考的时候比另一个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七八分。后来赵苹一直跟东梁小学的姜瑞华老师有联系,赵苹亲切地称这位经常带她回家吃饭的老师为“姜妈妈”。“姜妈妈”告诉赵苹,她带过的那班学生直到毕业,成绩一直都很好。

  内蒙古的寒冷也给赵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她住在另一所小学里,因为路上多坡,而且当时县城没有下水系统,冬天路上全是冻得极为坚硬的污水,所以不能骑车,每天要步行二十多分钟去上班。赵苹回忆,那年白天的气温大概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出门必须围巾、帽子、大衣、手套、耳套等“全副武装”,千万不能用裸手碰铁栅栏门,要不会冻在一起。“据当地老师说这还是暖冬呢!”赵苹感慨着,继续回忆道,“有一次我就从一间屋出门进另一间屋,很近的距离,也就几十米,没穿那些东西就出去了,结果进到另外的屋里习惯性地一捋头发,发现耳垂就冻裂错位了!其他老师赶紧把我推出门去,让我再冻一下!”看着记者惊叹的目光,赵苹笑了。当地老师的“土办法”是管用的,赵苹的左耳附近确实不见伤疤。

  李行健

  支教的一年

  认识最真实的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广播电视业研究生毕业的李行健现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也在2013年支过教。他去的地方是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镇,在当地的玉章中学教高一的地理(荣县是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家乡,故该校以“玉章”命名)。

  小时候,李行健想当一名体育记者,所以在大学的时候选择了新闻专业。在大学毕业之前,李行健曾经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北京市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那会挺“膨胀”,觉得走到哪儿都被人重视的感觉很好,想着将来研究生毕业以后考个公务员“向着当真正的领导的目标努力”。这些想法在支教的时候再一次发生了改变。支教的一年中,远离原来的生活,李行健的手机不会响个不停,他不那么忙碌了。李行健闲下来的时候就会看书,再没事的时候就会走到田间地头去看看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 ‘裤腿上带泥巴的新闻才是好新闻’。支教的时候出去走的满裤腿泥巴,才能真正认识到最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李行健觉得支教这一年是人生多出来的一年,远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才能够沉下来去思考自己究竟要什么。

  支教的时候,李行健对玉章中学高三学生的“大学愿望金字塔”颇有感触。“我的高中在山西省不算最好的,但是我的同学们在写自己的大学愿望的时候也都敢想,清华北大都有人往上写。梦嘛,可以随便做。”可是玉章中学学生的大学梦想仅仅是临市的内江师范学院,“这还是他们金字塔塔尖上的学校,底下的都是一些听都没听过的三本、大专。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了。”为了能提高学生们的成绩,李行健想尽了办法给学生们编段子,帮助学生记住知识点。一般高中地理老师都会告诉学生“水金地火,木土天海”的顺口溜,但是李行健的学生根本就不愿意花心思去记这个顺口溜。李行健只好打起了娱乐节目主持人杜海涛的主意。他问学生们都认识杜海涛么,学生都齐声回答“晓得!”,再问学生杜海涛有什么特点,学生异口同声道“胖!”,李行健顺势告诉学生,木星不是固态行星,也很胖,而“杜”字先是“木”,后是“土”,正好和行星的顺序一样。李行健在复述学生们的话时不自觉地用了四川话。“当老师是个良心活,这一年支教可以混过去,但是我没有。后来我再回支教地的时候,当年的那个学生正好高三,还提起了这个段子。”

  李行健在支教的时候常会根据自己观察的结果进行思考,例如他发现当地很多村干部都是女性,便意识到是因为外出务工者多为男性,村中的男性青壮年不多了,进而又想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做过组织留守儿童去慰问孤寡老人的实验,希望能帮这些同样孤独的群体抱团取暖。“看到学生们真的需要我,甚至都想在一年期满之后再留两年。但是留下也只能帮助这一个班的学生,况且政策上也不允许。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将来等自己能力更强了,再回去做更多的事,帮助那里的孩子。”李行健现在是央广的一名编辑、记者,经常会写节目用的直播稿,不能出错。大大咧咧的他就是当老师的时候培养了自己认真细致的一面。采访快结束时,李行健回想起在离开玉章中学前的最后一课,他给班上的同学们深鞠一躬,直起身子的时候他已经泪光闪烁:“同学们,你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对记者说完这些,他自己轻轻呢喃道:“当时只道是过客,而今方知乃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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